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

时间:2020-01-30 来源: 国际新闻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仅是当前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注点。最近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中国不仅在几个世纪前参与了全球经济,而且对世界贸易体系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过去几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由西方塑造的,而且是不同国家共同行动的结果。这一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视角,有赖于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历史研究。正如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伯忠教授所说,“它着眼于一场大规模、长期的全面运动。”*强调不同区域和世界各地建立的网络之间的联系;开拓新领域,重新评价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李伯忠教授在史学领域享有盛誉。他在中国经济史、明清史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权威专着,如《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近年来,他的研究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关注中国经济,更加关注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互动。

近日,李伯忠教授为“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会学术讲座”做了一系列题为“商业战争与实战: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讲座。他从全球历史与全球化、早期军事全球化、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东亚、晚明军事改革以及早期经济全球化中东亚军事改革成果的比较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期间,记者《文汇报》采访了李伯忠教授。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仅是当前的重大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注点。最近,李伯忠教授在上海讲课时,接受了《文汇报》采访,内容是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全球历史的研究打破了整个全球化由西方主导的观点。

文汇报:你在复旦的系列讲座主要是从全球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初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方面。讲座开始时,你提到肯尼斯波美拉兹的书《贸易打造的世界》。你也同意他的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地区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对吗?

李伯忠:全球历史,又称“新世界历史”,是与过去世界历史最大的不同,它打破了当今国家的界限,将世界所有地区都纳入互联网络,强调各自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所倡导的整个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观点。新的共识是,西方扩张导致的全球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但被西方影响和征服的地区也在全球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这些地区的参与,西方不可能实现今天的现代化。在这里我想说明汉语的现代化来自英语的现代化,而英语中的“现代”和“现代”是同一个词modern,所以现代化也可以翻译成现代化。因为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采用“现代化”似乎更合适。过去,学术界的主流认为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史学家E.A .箭牌(E.A.Wrigley)就指出,英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的,也是由其他因素(尤其是资源)引起的。肯尼斯波美拉茨进一步指出,没有美国、亚洲和非洲的资源,西方不可能积累如此多的财富并实现经济现代化。因此,所有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对全球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受益匪浅,一些国家和地区损失惨重。肯尼斯波美拉茨的书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那个阶段,征服和殖民化的影响不像19世纪那样明显(19世纪被称为小鬼时代

《文汇报》:您的系列讲座还谈到了许多与中西运输史和中外关系史密切相关的军事全球化的例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李伯忠: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但是全球化的视角不同于传统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中西运输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历史,那么我们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的对象是西方和中国;第二,强调的是单向关系,从早期的中国到欧洲,从16世纪的欧洲到中国。然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双向的,并且有许多中间环节在起作用。以军事技术的变化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也是全球性的。源自中国或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将在许多地区对这些技术的改进发挥不同的作用。一个例子是在16世纪,土耳其改进了欧洲的枪支技术,这种改进的枪支从土耳其转移到了中国。明朝的专家进一步改进了这一点,从而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步枪。从火药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在晚明时期,中国已经开发出火药的最佳配方,传教士对此非常感兴趣,并可能将其带回欧洲,从而为欧洲火药的进步做出贡献。虽然目前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一假设,但我相信将来会发现更多的证据。

文汇报:通过对全球历史的调查,我们会发现许多传统的历史印象实际上是错误的。例如,你提到的清朝并不完全对外开放。颠覆旧思想也是对全球历史的贡献吗?

李伯忠:我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不断提高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如果历史学家代代相传他们的前辈所说的话,历史学家就没有必要了。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向公众提供新的见解和观点,这需要不断挑战过去。这不是有意的挑战,而是我们基于新材料和新方法提供的新历史观,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

例如,清朝是否关闭了对外的大门是教科书上常说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历史资料,比较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清朝的中国不仅没有闭关锁国,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相当开放,从而导致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安德烈弗兰克(AndreGunder Frank)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在19世纪初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占世界产出的一半,白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因为中国使用白银,西方国家不得不使用白银与中国做生意,从而展开了争夺白银的激烈斗争。因此,中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每个人都来中国做生意,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产品超过件。这种情况不能在封闭的框架下解释。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能关门。正如史景迁所说,“自1600年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一直与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它必须寻找稀有资源,与其他国家交流商品和扩大知识。”

清朝所谓的“闭关锁国”是在19世纪,当时中国在西方建立了完善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贸易方法后,未能适应新的贸易体系。因此,它似乎是关着的门。

全球历史研究倾向于做出更具体、更具可比性的比较

文汇报:在你早期对长江以南经济史的研究中,你非常重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密斯式发展模式”。这也是你关注江南经济史的最重要原因吗?

李伯忠:当然。我选择江南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有最丰富的文献。例如,1820年拥有56万人口的松江,面积很小,但地方文献和地方志非常丰富,至少有800多种。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长江三角洲那样有如此多的文学。这方面有许多学者,留下了许多个人笔记。同时,公文的质量最高,各种材料的质量相对最好。学习历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材料,这也是我选择学习长江三角洲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长江三角洲自晚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自宋代以来,这一地区的“史密斯式发展”,即商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密斯型经济增长相对较弱,如果你去西北,你可能看不到。史密斯的经济增长在江南地区最为明显,江南地区是近代早期世界最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进行研究,也可以和世界上其他发达地区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也成为加州学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文汇报:加州学派和传统史学对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的估计。这是因为研究视角的不同吗?

李伯忠:过去,历史学家并不都认为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停滞不前。最明显的证据是,我国史学界对“五朵金花”中最流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发展理论。正是因为长江以南的经济没有停滞,资本主义萌芽才出现。否则,就没有办法谈论发芽。

但也应该说,有很多人认为与同期的欧洲相比,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停滞不前。这种观点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与欧洲相比,停滞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以前对欧洲一无所知,仍然停留在所谓的“黑暗中世纪”(dark middle ages)的印象中,它实际上接受了19世纪欧洲学者的观点。然而,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经济至少从14世纪即中世纪晚期开始蓬勃发展,此后其发展速度加快。我们一直认为欧洲是落后的和发展中的,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江南地区,但事实上欧洲经济有着良好的基础。当然,正如肯尼斯波美拉茨(kenneth pomeranz)所说,欧洲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此不同,以至于在近代早期,与同期的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相比,英国和荷兰在经济增长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就像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和甘肃省相比一样。另一方面,比较英国、荷兰和长江三角洲,我们会发现许多共同点。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对中国本身的蔑视,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所以拯救国家是当务之急。救国革命的主题是把过去视为黑暗,这导致了一些误解。

文汇报:比较明清江南与近代早期英国和荷兰的异同,一个难点在于如何分析两者的经济总量,如何处理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比较?

李伯忠:研究全球历史的学者很少把欧洲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中国各地差异很大,欧洲比中国更加多样化。例如,俾斯麦统一前,德国由许多国家组成。美国经济学家海尔伯恩(R L Haile Bourone)有一本非常着名的关于经济史的书《几位着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书中写道,1550年德国有无数的州,所有的州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货币。例如,巴登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单位、92种不同的面积单位、65种重量单位、163种谷物计量单位、123种液体体积单位、63种独特的葡萄酒单位和80种不同的葡萄酒单位

历史研究方法的趋同不一定是坏事

文汇报:你说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研究范围由小到大,研究单位由大到小。这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你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李伯忠:传统史学侧重于上层阶级和社会精英,其研究侧重于政治史。这一特征在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70年以来,对政治史的重视发生了变化,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方面,如更加关注基层的社会史和比较文化史。这种趋势是整个战后史学的特征,而全球历史正是与这种变化趋势相一致的,因为全球历史不是以现有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也不是人们关注的首要对象。主要重点是经济、社会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特别是通过贸易交流形成的互动。此外,移民、宗教传播、文化联系和军事冲突等主题都在全球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

文汇报: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与国内史学家的互动越来越多。国内历史学家也将使用海外汉学研究方法和模式。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方法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海外汉学。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研究的方法越来越相似?

李伯忠:十多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走出汉学界》的文章。汉学之所以被称为汉学,是因为传教士和学者在早年来到中国,发现了解中国太难,需要特殊训练。因此,对中国的研究也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语言、宗教、社会习俗和制度。当时,它被称为汉学。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你去美国会见中国研究人员,他们都说他们在做中国研究。这种汉语学习与过去的汉学非常不同。它直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最近的情况。因此,称中国研究为汉学是很成问题的。例如,德怀特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是一部关于中国农业的经典着作。书中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过去汉学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如果你拿一本关于美国农业经济的书,你会发现它们在方法论上完全一致,只是研究对象不同。我们说,一种研究成为科学的原因不能仅仅通过研究对象来判断,而主要是通过基本方法和如何表达验证,就像我们不会说有中国物理学和美国物理学一样。因此,今天汉学的概念还没有很好地确立。

如果海外汉学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研究,那么中国学者确实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关闭30年之后。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学者们可以直接阅读西方作品。我们还需要把海外华人研究工作作为理解西方主流学习的媒介吗?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西方,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作品确实很优秀,但整体研究水平不如西方历史的作品高。因此,最近,我很少关注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方面的成就,而是关注他们在西方的成就,或者直接关注方法论的着作,例如相对较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着作,直接从这些理论方法出发,而没有海外“汉学”的中介。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

谈到研究方法的趋同,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说学习是世界的共同工具,并且承认历史研究也是一门科学,至少经济史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那么就像所有科学学科一样,历史是普遍的。就像现代医学一样,这是一门科学。虽然它起源于西方,但当你接受现代医学提供的治疗时,你不会调查它是否来自欧洲,也不会担心它是否会伤害到中国的民族自尊心

当然,如果西方学习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需要改变自己。最大的变化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加入进来。西方学术界有许多错误的观点。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变化的理解一直是基于西欧的经验,或者是根据西欧历史变化的规律观察中国的相关变化。例如,马尔萨斯曾经流行的人口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李中清和王丰在他们的专着《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分析了传统中国的人口行为,否定了马尔萨斯理论的许多部分,从而修正了现代人口理论,使这一课题更加科学。与30年前相比,中国年轻经济史学者今天参加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同行可以使用共同的术语和研究范式来讨论问题,他们将不再无法相互理解。从这些角度来看,趋同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前提是使这一主题更加科学,成为一个普遍的主题。

文汇报:从“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出发,一些日本学者如竹内喜美、沟口雄三等人提出重建亚洲政治空间的想法,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那么,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把亚洲作为一个文化团体或历史研究单位是明智的吗?

李伯忠:沟口雄三的这些学者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持友好态度。他们希望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几个国家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找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尤其是东亚的四个国家在历史上被西方压制。因此,他们应该组成一个团体,形成一支新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个好主意。

中国、日本和韩国比我们预期的有更多的共同点,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4.5%,日本占5.2%。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几乎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人员交流方面,目前有68万中国公民居住在日本,在所有国家的日本公民中排名第一。2007年,日本有13万海外华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上海有5万海外华人,上海是日本以外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日本企业在中国雇用了200万人,而与其公司相关的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因此,尽管有许多矛盾,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密切。

就文化而言,如果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东亚国家加上越南可能会成为一个共同体。明朝末年,关于中国是什么有很大的争议。朝鲜自称“小中国”。葛赵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甘龙在热河会见了穿着明代服装的朝鲜特使;与此同时,前来的安南国王换上了满族服装,遭到韩国使节的嘲笑。黄宗羲和朱舜水都是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人。明朝死后,他们也向日本寻求帮助,希望日本能派兵帮助他们对抗清朝,恢复明朝,尤其是郑成功。换句话说,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明的共享者,就像欧洲文明是从希腊和罗马传下来的一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情况下,像沟口雄三这样的学者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也是真实的。

然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不同意他们重建亚洲共同体的想法。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虽然彼此关系密切,但不能排除与东亚以外国家的密切接触,形成一种排他的观点。批评西方集中是很必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中。我们应该以平等的心对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观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尤其是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它被称为“地球村”。在一个小村庄里,几个人筑起一堵墙来围住自己。这可能不是一个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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